杨士琦逼着寿元自杀，心里也不舒服，他平日里和寿元打交道不是太多，但是彼此关系还行，又都是为庄虎臣做事儿的，难免有些兔死狐悲之心，而且他也打算借这个由头收拾了那些满洲王公大臣，为了这个目的，只好饶上寿元一条命。
寿元的死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对外宣布是暴病而亡，杨士琦、马福祥、李贵、陈铁丹，都亲自吊唁，最近刚刚归附了庄虎臣的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也来吊孝，在京的旗人，除了被软禁的王公大臣之外，都纷纷吊唁，礼一个比一个送的重，过不多久，庄虎臣的唁电也送旅顺发来，高度的评价了寿元为中华帝国建立所做出的贡献。
寿元被厚葬以后，杨士琦和岑春煊就开始在北京城里大抓了，罪名是现成的，腐化、交通新朝官员，图谋不轨。
杨士琦把这些官员送的钱分门别类，标出是哪家送的，具体数额多少，京城的旗人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大部分都是精穷，一看他们送的金额，少则数千两，多则十万、二十万，尤其是庆王爷一送就是一百万两，这真是犯了众怒了。
岑春煊也不是好鸟，他还把所有送礼的前清官员的俸禄数目标出来了，大清一品官员年俸禄不过是一百八十两，王爷的俸禄一年也不过一万两，这些人一次送礼就是上百年的俸禄。大清实行的是低薪，俸禄极低，老百姓也搞不明白，这些官员的俸禄可不是自己一个人花的，衙门里的差役、书办、师爷都是靠官员的俸禄养的，总觉得一年几十两银子不少了。老百姓也搞不清楚，官员收陋规的惯例，只以为他们只有俸禄一项正经进项，其他的钱都算是贪污来的。
这几百万两银子摆出来，算是捅了马蜂窝，老百姓不管是汉人还是旗人，异口同声的要求清算这些王公大臣，尤其是旗人更是吆喝的凶。
“他奶奶的，这些狗官都说朝廷没钱，断了咱们爷们的钱粮，我一家就靠我那一个月二两银子几斗老米过活，那会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傻呢？还真的信了，朝廷没钱！”
“贵三爷，朝廷是没钱，钱都跑到这些当官的手里了！哪里还有银子给咱爷们发钱粮？听说了吗？庆王爷家被抄了，乖乖，光大金元宝就七万多两，各钱庄的银票有两千多万，还在什么大英帝国的什么丰，哦，对了，汇丰存了三百万两银子！这是现钱，那些珠宝、古玩、字画就更没法估价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您还不知道啊？杨士琦和岑春煊大人把这些被抄家的官员家里的财产，都摆在院子里，老百姓随便去看，你不去瞅瞅，乖乖，都是宝贝啊，看得人晃眼！”
“那我看看去！”
很快，北京城城里的声音汇成一种，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大清朝，旗人不许做工、种田、经商，生下来就得当兵，除了那些当官的之外，绝大部分都是精穷，尤其是断了钱粮以后，这些人从来没做过任何的营生，所以比普通汉人更穷。大清以满蒙为基础，可自打搞新政以后，蒙古人的牧场被侵占，北京城里来讨饭的穷苦蒙古人一天比一天多，满街的“蒙花子”。旗人断了 钱粮以后，就开始在天桥一带人多的地方骂大街，从军机大臣到原先家里得势的包衣奴才，无所不骂。这都成了北京城一景了。
所以，要求杀这些王公大臣的呼声中，反而是蒙古人和旗人吆喝的最凶。原因很简单，他们心理落差最大，都是旗人，凭什么这些王公大臣富得流油，而自己一家人吃没吃，喝没喝？
除了那些带兵的旗人将军、都统们没被动以外，凡是给寿元送过礼的王公大臣都被抄了家，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的家产立刻充公，而是放在院子里展览，北京城的老百姓都可以去参观，老百姓看一次，恨意就增添几分，那些被软禁的王宫大臣被漫天的喊杀声中，一个个吓的魂不附体。
庆王和载振，原先还抱着侥幸心理，总觉得当年和庄虎臣的关系还不错，没准能躲过一劫，没想到，杨士琦和岑春煊头一个就拿他们家开刀，而且做的这么绝。
先制造民意，然后再摆出一副顺应民意的样子，到时候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庆王也是官场的老油条，杨士琦、岑春煊的心思他不会看不透，可是现在家里被当兵的围的铁桶一般，现在除了洗干净脖子等着砍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不少王宫大臣受不了院子里老百姓的喊打喊杀声，自杀了，一时间，北京城里的官员们上吊的、抹脖子的、吃烟膏子的大有人在。
可这些人就是死也没落个干净，老百姓依然是骂声一片，还有人准备冲击紫禁城，抓光绪皇帝。只是被当兵的给拦住，愤怒的百姓才没有进了紫禁城，否则，光绪和妃子、太监，不死也得扒层皮。
张之洞有些不忍心了，自杀的官员里有些和他私交还不错，他苦苦劝杨士琦、岑春煊给官员们存一点体面。杨士琦、岑春煊也没打算赶尽杀绝，再说了，京官不比地方官，除了大官之外，其他的小京官也都是精穷，每年就靠着地方送点冰敬、炭敬，给入京的官员和举子写个同乡按结，弄点散碎银两过日子，连他们看见那些王公大臣们贪的家财巨万，也是心头不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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