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突然间把话题转到战事局势上，这让陈布雷暗松了一口气，他是非常的担心，孙玉民会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应承一些什么，然后把本已经天平稍稍倾斜的均势给彻底拉翻打破，一旦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到那时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别看这小子现在是现今国军中最风光的那个，可一旦失势，恐怕是所有的人都会想上来踩上两脚。
“总裁，玉民虽然有过一些准确的判断，可这等军国大事，您还是别太过于相信他，听听就好，听听就好。”
陈布雷的这话并没有让孙玉民生气，因为他知道，这是这个“岳父大人”在自己铺后路呢。他若分析得准确，国军部队因此打了胜仗，自然是极好的，可若是分析得不对，又或者是即使是分析对了，但出现了不可预料的差池时，有没有这番话来堵老蒋的嘴，那可就是个天壤之别。
“彦及，你都这样讲了，玉民还敢出声吗？”老蒋怎么会听不出陈布雷话里的意思，他有些不悦了，眉头都稍稍皱了皱。
这句话说得陈布雷很不好意思，神情有些尴尬，倒是孙玉民赶紧出声替他解围：“委员长，玉民鲁钝，愿意谈谈自己对当前战事发展的看法，说的不好的地方，说的不对的地方，要请委员长您多多宽容包涵。”
“彦及，听到玉民的话没有，和他一比，我倒发现你有些畏首畏尾。”
孙玉民的话又算是老蒋爱听的，他微皱的眉头舒展了开来，还故意“奚落”了陈布雷一句。
孙玉民并不知道，这是这主仆二人平常也常有的事情，并不代着说老蒋真正的生了陈布雷的气了。
孙玉民其实还没太想好，如何把当前的局势向老蒋阐述清楚，他虽然非常清楚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也知道即将来临的这一战的重要性，可还是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去讲。
历史上，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就成了全国抗战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特别是稻米，几乎成了支撑全国抗战的最重要的产地。
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迁都到大西南重庆，虽然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将长沙城烧成了粤汉铁路上的一座孤城，但因为和武汉相隔不远，又因为它是西南诸省最后的门户，一时间就成为中日双方反复争夺的战略要点。中日双方都在此集结了最精锐的部队，相互对峙着。
第二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被迫回师去救宜昌，把已经攻占的长沙城拱手相让，自身还损失不少，让这个强硬的军国分子极度恼怒，他一心想重新找回场子，发誓要将长沙攻占下来。
到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第23集团军开始进攻此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为策应英军在香港作战，老蒋命令长沙附近的暂编第2军、第4军第74军南下，准备向广州的日军进攻。
阿南惟几很快就发现了这部中国军队南下，并上报给了他的老上司畑俊六，经过中国派遣军参谋本部的军棋推演后，遂决定先发制人，对长沙方向采取攻势，以牵制中国军队转移兵力，并准备在汨罗江两岸歼灭第九战区主力。
阿南惟几在收到准予开战的命令后认为，就算此战不能完全拖住即将南下攻击广州的中国军队，也将给予九战区其余的中国军队以严重威胁。
孙玉民当然不能够直接告诉老蒋，在1941年的10月，日本近卫内阁不堪战争重负垮台，东条英机出任了日本新首相，他初一上台就决定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他更加不能直白地告诉老蒋，同年的1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率领下，偷袭了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因此爆发；同一天的时候，指挥部设在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也开始进攻英军占领下的香港。
孙玉民很清楚就在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日军二十三军进攻英军占据的香港的第二天，1941年12月9日，老蒋和重庆国民政府，才真真正正地宣布：全面对日开战。
说来也丢脸，孙玉民想想都觉得寒心，和鬼子打了这么久，牺牲了那么多的将士，政府居然都不敢正式向日本宣战，而非要等到美国向日本开战了，才敢真正喊出这几个字来，这样一个腐蚀的国民政府，怎么能够让他不气愤和怨恨：顶不住日军攻势了就掘开花园口大堤，让数百万计的百姓不得不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为了不让日军颗粒无收就火烧长沙，以至于民众死伤无数，两千年的古城毁于一旦；害怕担心新四军壮大居然炮制出皖南事变，使得亲者痛、仇者快！要知道这个腐朽透顶的重庆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受伤害受损失的全是老百姓和抗日的友军。
心中虽然有很多的话和想法，但是孙玉民不会直白地对面前这个独裁者去说，他唯一能做，唯一想说的，就是要提醒提醒，阿南惟几会在十二月发动进攻，而对付十一军参与进攻的四个精锐师团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天炉”策略。
理清了可说的思路和方向后，孙玉民开口了：“委员长，玉民认为，不出两月，日军就会重新发动对长沙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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