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柔听了，也不问和谁打，当即道：“愿效犬马之劳。”
他明白的很，这一郡太守职位不是好拿的，此时的他，需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忠心，才能获得更大的回报。
袁熙很明白阎柔要什么，北地的边民家族，虽然规模不小，但却得不到中原士族的承认，更无法融入进去。
而如今袁熙背靠的袁氏大族，却是能给阎家以及鲜于家想要的东西。
这让袁熙不禁感叹，想要跨越阶级的诱惑，无论是对士族还是百姓，千百年来的渴望从未变过。
其实在汉代对大部分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民族家国的观念，有的也只是两边族群的矛盾和冲突。
尤其是阎柔鲜于辅等人，汉人认为他们是胡人，东胡又认为他们是汉人，汉廷一直征发他们的兵士，但又缺粮少饷，让他们颇难自处。
要说和赵云太史慈等人谈理想还有用的话，那和阎柔鲜于辅谈什么汉室兴盛之类的，怕是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
所以袁熙若能给他们家族一个正当的名义，那起码在短期内，他们是乐意为袁熙效命的。
就在袁熙招募兵马，准备去蓟城和赵云会合，图谋对付黑山军的时候，远在河内郡的吕布，在同一时间收到了隐虎的信。
说是信，其实只有一条细细的绢帛，上面只有一行字。
天子东归，温侯知否？
吕布拿着布条，怔怔出神，当日长安之败的耻辱，又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自负勇武，但这件事情却是他生涯中抹不掉的污点。
十天，仅仅十天就败了！
还是守城！
丢失长安，不仅让吕布再无容身之地，连赏识自己的王允，也因此身死。
平心而论，长安失守，和王允脱不了关系，因为王允这人眼里揉不进沙子，却又缺乏御下的手腕和气度。
尤其是董卓死后，如何处理董卓旧部，王允和吕布产生了很大分歧。
《后汉书·王允传》：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吕布又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
因为董卓身死，遗留了大量的西凉旧部，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人，还是很承董卓的提拔恩情。
王允此时误判了形势，觉得董卓已死，他的手下群龙无首，有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所以王允表示，要李傕、郭汜等当时在长安以外，还没有明确表示归顺朝廷的董卓旧部，向汉室投降，并接受惩罚。
但长安城内的将校，当初也是依附于董卓的，这下城内军将人心惶惶，谁知道王允会不会秋后算账？
吕布他看到了其中的风险，要求用董卓遗留下来的财物来收买军心，这包括吕布本来统领的军队，以及董卓死后投靠过来的军队。
平心而论，这样做是没问题的，彼时收买军心，就是看给的好处有多少，但这个提议却被王允否决了。
这样一来，吕布的部下因此士气低落，李榷，郭汜，樊稠，张济，李蒙，王方等董卓部将的集体攻城，吕布出战，虽将郭汜击败，但独力难支，只得退入城内。
只这样也罢了，吕布自忖守城总是守得住的，毕竟长安也是天下大城，哪有那么容易攻破？
吕布也知道李傕郭汜肯定会暗中收买董卓旧部，但有同为西凉将校的自己压着，对方也不会轻易如愿。
然而吕布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支在他手下，先前并未受到重视的势力，发生了叛乱。
来自益州属地的叟兵。
汉代谓叟即蛮，这支叟兵是益州牧刘焉送到长安支持董卓的武装，彼时刘焉和董卓交好，董卓被杀后，这群叟兵心怀不满，于是叛变打开城内，引城外的西凉兵入城。
这里面整件事情都透过古怪，吕布是真的没想到叟兵叛变，刘焉好歹也是刘姓宗室，这一举动岂不是坑的是天子刘协？
但其中内情，如今谁也不知道了，城门一开，满城都是西凉叛军，坚城大都是从内部攻破的，长安也不例外，就此陷落。
吕布无计可施，他眼看大势已去，想带着王允逃跑，却被王允拒绝。
王允死脑筋，吕布却不能陪着送死，于是带着部下仓皇逃出长安，藏身于司隶地区，直到被张邈张超兄弟找到，这才取了陈留，有了立身之地。
吕布如今想起这段经历，也是颇为憋屈，当日他身居高位，如果能同王允控制朝政，稳定朝局，今后便能辅佐天子成就一番大事。
然而谁也没料到长安能被攻破，他的一腔雄心壮志都成了镜花水月。
吕布发现，从背叛丁原开始，自己好像一直在走错路。
丁原也是并州人，但气量狭小，当初其麾下三人，吕布，张辽，张扬，皆是被其压制，无论从官职还是赏赐，其实都并不丰厚。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
这话说得其实颇为矛盾，丁原态度很好，但就是不给实际的东西。
吕布是个武将，彼时按照吕布的领军才能，当不成别驾，至少也是个治中之类的武职。
丁原却让其从骑都尉迁为主簿，这主簿乃是辅佐主吏的文职官员，明显是在架空防备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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