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连忙称赞他“我看江南的大学者，唯独你一人而已”。
桂彦良想当官属于是想当官，但是也有自知之明，清了清嗓子，回答说：“我不如宋濂、刘基。”
朱元璋冷笑：“我太了解这两人了。宋濂是个单纯的文人，而刘基为人严峻而心胸狭隘，他俩都不如你啊。”
然后饶有兴致地问，“宋国公，你觉得呢？”
韩林知道朱元璋说的意思，这是在警告自己不要和刘伯温过多来往了。
只好说，“陛下说的对。”
桂彦良还想争辩，但想了想朱元璋的威名，也就住嘴了。
虽然嘴上未说什么，但心里却认定，他在文坛上，的确不如宋濂和刘伯温。
而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有点狭隘，他就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他对刘伯温不太了解，但道听途说了很多。
在这些信息中，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刘伯温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朱元璋达到了目的，也看了桂彦良的稀奇。
就让两人离开。
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狭隘，实际上就是刘伯温的耿直和刚硬。
只要是他心中认准的人和事，他都据理力争，从不给人留余地。
朱元璋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所有人都说临濠是定都之地，可就他刘伯温冷冰冰地说，那地方啥都不是。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评价已经低到这种地步，让很多人震惊，要知道，刘伯温跟随他八年，指引了他八年，就像是养了个小孩子，用民间的说法，是一把屎一把尿把朱元璋拉扯到龙椅上去的。
这样一个对朱元璋一生都至关重要的人，得到的却是朱元璋一句“心胸狭隘”的评价，连韩林本人都大感吃惊。
桂彦良追上了韩林，有些不知所措问道，“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韩林看了看桂彦良，心想，这人真够实诚的，不懂就问，但是有些事，能问的吗？
再说桂彦良和自己也不熟啊，这属于是交浅言深了。
没好气地说：“别瞎打听，小心祸从口出！”
……
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昧爽临朝，日晏忘餐”，兢兢业业，勤奋理政。
“兵动二十余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
朱元璋原想，既然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民心思治，他依靠刚刚建立的一套政权机构和礼乐法律制度，运用宽猛适中的统治策略，很快便可稳定全国的形势，出现天下大治的局面。
然而，他所期盼的这种局面却迟迟没有出现。
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首先，是广大农民始终未曾停止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
明朝建立后，尽管朱元璋把赋役的征派数额定得较低，但在当时经济凋敝的条件下，它对农民来说仍是一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就以民田的赋税而论，在陕西一带，不管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也不管是熟地还是新垦荒地，一律亩征一斗，当地的地方官员也承认，这是一项极为苛重的负担。
官田的田赋是地租与赋税合并征收的，其中地租部分虽然表面维持私租的原额，但由私租改为官租后，一切要由衙门吏胥经手，并且要送到指定的官仓交纳，农民的负担便大大加重了。
朱元璋又大力扶植地主经济。
元末农民战争过后，明朝地方官吏即根据“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的原则，支持地主夺取农民直接凭借战争暴力耕占的土地。
如江苏宜兴地主强如心，在农民战争以后，即“复吾宅田”，重新夺回他们失去的土地财产。
浙江诸暨官宦的后裔赵淑，在东西吴交战期间携带田籍逃匿深山穷谷，田地大部分被他人耕占，战争结束后她“持田籍与辨，卒赖以完”，也把田地全部倒算回去。义乌地主王某，洪武初年在官府的支持下，几年时间就把被农民剥夺的产业又全部夺回，“积谷至数千斛”。
地主阶级的势力迅速得以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有田连数万亩”或“千亩之下至百十亩”的地主。
丹徒曹定占田“万亩有奇”，义乌巨室楼士祥家产无数，豢养食客多达几十人。
不少地主的服食居处已与公卿“无异”，他们“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
对皇亲国戚及勋臣宿将等一批新生贵族，朱元璋则赐给大量的田土和财富。
对皇亲国戚及勋臣宿将等一批新生贵族，朱元璋则赐给大量的田土和财富。
比如规定韩国公李善长食禄4000石，魏国公徐达5000石，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俱3000石。
除此之外，就连岁数大的富民，也赐给里士、社士、乡士的爵位，免其杂泛差役；败落的缙绅贫户，还可奏销豁免“税粮”。新旧地主的势力迅速膨胀。
但是，地主阶级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的胃口由于受到宋元以来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变得更加膨胀，对财富的追求更加疯狂。奸顽豪富之家，用尽一切手段逃避皇朝的赋役，把负担转移到农民身上。
两浙的地主，经常把自己的田产假写在亲邻佃仆名下，叫作“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骗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称为“通天诡寄”。
所以很快事情就越发严重。
最近苏州府拖欠秋粮就达305800余石。
这让朱元璋暴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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