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解决钱贵银贱问题，已经到了乾隆中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银钱比例终于降到了1比1000，到了乾隆五十七年降到了1比1300，到乾隆五十九年更是到了1比1400~1450的比例，反而出现了钱贱银贵现象。官府马上收紧铸钱，很快就又上升到乾隆六十年的1比 900，嘉庆二年之后维持在1比 1020~1030的理想状态下，到嘉庆四年时候，也在1比1080，可以说已经控制住了。
乾隆年间为什么能够控制住钱价，最根本的原因是，官府终于控制住了铜的供应。
后世有专家认为，清代矿业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巅峰，清代前期“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清朝矿产的开发，确实比前代大大增加了。
但这并不是矿产政策的创新，或者技术的突破导致的，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加，以及对边疆富矿的开发。其中对云南铜矿的开发，大大缓解了因为日本对贸易限制，导致的铜矿输入不足问题。由于清政府依然对矿产开发的管理非常严格，经常性的禁止民间采矿，大部分铜矿的开发都掌握在官府手里。民间用铜依然不足，所以民间熔铸现象屡禁不止，可由于清政府手里的铜产量十分充足，到了乾隆中期，已经可以做到抵消民间熔铸带来的影响了。
周琅为铸币做的准备十分充足，至少是详细收集了福建历年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对比加以分析。
他发现，银钱比例这些年受到了控制，可是物价比康熙年间增长了许多。
最重要的米价和布价，有老人回忆说道：“闻四五十年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则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
米价涨了四五倍，布价也涨了四五倍，这整齐的比例，显然不是物资短缺引起的，物价普遍增长往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通货膨胀。
周琅马上反应过来一个问题，满清朝廷是通过控制银钱比例来控制货币发行的，可是银钱中的铜产量清政府可以控制，但是白银的输入却是因为贸易，是清政府无法控制的。
造成的结果就是，为了保持银钱比例，输入的银子越多，清政府铸造的铜钱就越多，结果造成货币超发，引起了通货膨胀。乾隆五十年，江浙遭受旱灾，粮食歉收，导致米价上涨，但是乾隆五十一年春夏，江浙一带风调雨顺，夏收后米价非但不降，反而见涨，对此乾隆皇帝诧异“当此民食充裕之时。一切米麦等项。市价自当渐就减落。即或未能顿减。应亦不过照前。断无转比上月加增之理”。并质疑“似此有增无减。伊于何底？”
乾隆不了解为什么粮食丰收了，米价还会增加的原因。朝臣提出可能是官府收粮收的太多，导致市面上米粮稀缺，然后乾隆停止收了一年大米，但结果米价还在涨。乾隆只能感慨说，“米价之贵，原非一岁骤长，自不能一岁骤平”。乾隆不了解货币原理，只以为米价增长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平抑米价得长期努力。
这个发现，让周琅很纠结，他联想到了后世许多国家跟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储备越多，国内发行的货币越多，通货膨胀越严重。跟现在清朝输入的白银越多，铸造的铜钱越多，导致物价增长竟然是一样的道理。
果然，贸易还是平衡一些的好。
最近广东的物价涨的极为厉害，钱价大跌，一方面是战争影响了生产，导致商品稀缺，一方面广州抽走了太多的白银，而制钱却没有少，一直保持在过去的超发状态，这种情况，几乎让广东经济体系濒临崩溃。
这种情况下，加上做了长期的准备，周琅准备铸钱。
吸取传统经验，周琅打算采用现代方式，将货币的发行，跟银行整合在一起，而不是让类似户部的民政机构来管理铸钱。
至于银行机构吗，周琅已经建立起来，取名货殖银钱公行，货殖的意思基本可以代表商业，司马迁史记中有货殖列传一篇，其中货殖的含义已经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周琅的货殖就指的是工商业，只是中国还没有引入工商业这个名词，干脆就借用古词。银钱二字代表的经营对象，主要就是银子和制钱。公行的意思，是说这个机构不是私人的，但也不是官方的，而是一家类似十三行这样的行会，关系到商业、手工业、矿产业等所有行业的一个以金钱为业务的总行会。
目的就是将官府影响排除在货币管理之外，以免形成滥发的危机，采取公行这种传统商业组织形态，更容易取信于商人，更容易让人接受。
为了进一步取信于商人，同时更快的融入广州商业中，周琅还请了十三行伍家的子弟来担任公行的行首，这个人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伍秉鉴，此时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商人。
正是在伍秉鉴手里，将怡和行打造成了第一商行，后来纵横香港的怡和洋行就是借了怡和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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