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逼死建文帝，靠篡逆上台，成为他一生难以洗白的污点，乱臣贼子的黑锅他是背定了。尽管他在任期间表现可圈可点，但他为了当上皇帝，不惜让大明朝陷入全面内战，太平盛世变成血火疆场，难以数计的军民葬身疆场。为了消除建文帝的残余势力，他对忠于建文帝的的大臣大开杀戒，其凶狠暴虐、穷凶极恶之状，简直让人有朱元章再世之感。
几百年来，对朱棣的评价呈现鲜明的两面性，在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同时，对他的责骂和非难也从未停止，正如《明史》所说，他“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后人也责骂他“多疑好杀，手上沾满鲜血”。
九十年代末，朱元章第十二子湘献王朱柏墓在湖北荆州被发现，有关部门组织考古队对朱柏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朱柏墓中，一共清理出八百八十三件珍贵文物，其中一件文物，湘献王的“谥册”，成为对朱棣篡逆之举最好的辩解。
谥册上对朱柏的一生和死因进行了简单回顾：“王聪明孝友，钟爱于父皇，比封湘藩，拱卫宗社。建文不君，弃皇考祖训，屠戮骨肉，王以懿亲，遭毁于谗，竟至焚死。”“谥册”记载了建文帝登基初期做过的一件恶行，即着名的建文削藩。朱元章把朱家子弟分封到各地做藩王，想把天下大权世世代代牢牢控制在朱家人手里。建文帝登基后，把这些叔伯兄弟们视为不安定因素，唯恐他们犯上作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削除藩王行动。
但要确定的是，燕王朱棣登基之后，史书上评价的正反派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后世登基的帝王，也大多沿用明太宗朱棣的说法。
真正把燕王朱棣定为逆臣贼子的事实，是在清朝的时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未、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对燕王朱棣的评价，以及建文皇帝的这些个忠诚的极高赞誉，其实都是清廷的刻意为之，目的也很简单。说白了就是要尽可能的污蔑明朝，并通过污蔑明朝的方式来拔高自己的自身形象。（当然这件事上，也算不得是污蔑，毕竟燕王朱棣的确干过这种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忠不忠诚什么的，张丹青倒也并不是很在乎了，毕竟历史上它就不存在于这个不该有的时代。
深深的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许员外，缓缓的将他扶起来说道：“我以前断桉的时候，遇见过一种死法，那就是把一个人灌醉之后，然后取丝帛或者纸张轻轻的敷在脸上，然后缓缓滴水，便可让人无痛而死！再高明的捕快或者大夫，都会断定他是寿终正寝而亡！”
听到有这么一个安详的死法，虽说心中有所不甘，但许员外还是忍痛的接受了，拜别了张丹青之后，便立即回到家中，将书房之中的一些重要证据全部焚毁，约摸不到一个时辰，整个许府便听到了一阵阵哭声传来！
刚离开许府，没多远的张丹青停住脚步，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道：“该收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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