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交换比如此不成比例，蔚山之战的最大输家仍然是明朝。
随着杨镐等人被换下，麻贵也受到京城的影响，在第二次蔚山之战中打的畏畏缩缩，最后的泗川之战，更是几乎完全葬送了之前明军打出来的形象。
泗川之战的失败，导致了第二次入朝作战的明军阵亡大致一万二三千人左右，消灭日军大致在三万到四万。
如果没有这一战，第二次入朝作战中，明军对日军的战损比应该在一比六，而不是打成了一比三。
不过即便如此，从总体上说，拖了近七年，实际交手加起来才一年多的援朝战争，明军累计死亡人数也不过一万六千左右，而日军死于明军之手约近五万，加上病死等非战斗原因而死的人数在五六万，总计死亡当超过十万。
明军对日军的战损，依旧保持在一比六左右。
孙应元交代了，东军都督府出征要打出超过第一次入朝作战的战损比，那就是一比十的程度。
眼下一比六的战损，别说他们这群人要被孙应元呵斥，便是颜思齐也跑不了被参一本的结局。
从颜思齐等人从天启六年六月登陆四国作战到如今，接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明军一共剿灭枭首日军七万三千人，折损三千七百人，接近一比二十的战损比。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战损比，朱由检才没有派人替换颜思齐，因为他觉得颜思齐打得不错。
可若是按照郑芝龙这样的打法，估计最多拿下本州府，朱由检就要换人经略瀛洲了。
因此，在东军都督府参将不满之后，郑芝龙也发觉战损比大了一些，因此有些不安道：
“倒也还能挽回一些，只要我军利用火炮来歼灭松平忠明所部，那还是能打出一比十几战损的。”
“郑参将明鉴……”东军都督府参将闻言作揖，而郑芝龙见状也对郑芝凤交代道：
“让人运火炮上马道，分兵堵死四门，然后准备猛火油和投石机，我要火烧草津城！”
“是！”郑芝凤闻言，当即应下，转身便去安排去了。
重量较轻的五斤炮被明军利用云车拉到城头，十斤炮则是推到了各街巷的巷口。
并不大的草津城里，约有两万多平民，而对于这些平民，了解日本平民生活的郑芝龙很快就想到了对策。
“欸！我说里面的人，大明并不是来侵略我们，大明是来给我们带来文化的，南边已经在分地了，平民可以获得每人一亩地！只需要收三成的田赋”
“你们好好想想你们的家人，想想天皇和将军是怎么对付我们的？”
“我们没有田地，还需要承担劳役！”
“你们为将军当士兵，但是每天只有三个饭团，而我在这里为大明的天兵做民夫，每天可以吃到两斤的“银舍利子”，还有一条新鲜的鱼，以及不限量的盐和酱油。”
“醒醒吧！你们这群蠢货！面对这样的将军，到底有什么值得你们效忠的！”
草津城内，当一些日本民夫被郑芝龙派往了阵前，他们当即按照郑芝龙所写的稿子开始对草津城内的一些平民足轻劝降。
一些人在念完了郑芝龙的稿子后，还数落起了德川幕府的“罪刑”。
作为一个变态，慕强欺弱的国家，日本的农民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没有尊严和权力的一群底层。
德川幕府建立之后，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便效仿明朝的宗藩体系，建立了完整的幕藩体制。
所谓“幕”即幕府，是中央政府机关，将军是幕府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任何实权。
“藩”即藩国，是将军分封给地方大名的领地及其统治机构。
由幕府和藩国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就是幕藩体制。
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全国土地被分为幕府领地、大名领地、皇室公卿领地和寺院神社领地四种。
幕府领地称为“天领”，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包括江户、大阪京都等三大都市和其他商业、交通中心、军事要地。
大名领地称为“藩领”，占全国土地的近四分之三，分属于二百十六多家大名，反观皇室公卿和寺院神社的领地比例很小。
在幕藩体制下，各级封建主都将土地分成小块，由农民耕种，从他们身上榨取“年贡”和各种赋税。
农民对其耕种的土地拥有“永久租佃权”，从而形成日本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士治农，农养士“原则。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社会各阶层被分为士、农、工、商诸等级。
其中的“农”，就是占全国八成人口的农民，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领地上的直接生产者，承担缴纳封建地租和年贡的义务。
地租通常是“五公五民”“六公四民”甚至“八公二民”的比例缴纳。
从建立开始，幕府便直言不讳地声称:“对农民征收租税的准则是，既不让他们死，也不让他们活。”
此外，农民还要服各种劳役，主要有“国役”和“助乡役”两种。
前者指修桥，补路、修堤坝，后者指大名“参觐交代”时，农民需为沿途驿站提供马匹和脚夫。
另外，农民的衣、食、住、行均受封建政府严格限制。
作为卑贱的农民，他们不得用棉、麻布以外的衣料做衣服，不得多吃大米，不得买饮酒茶，不得吸烟，不得建造与身份不符的房屋，更不得随便迁移转换职业耕地禁止买卖，转让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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