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朱由检低头处理奏疏，并补充道：
“还为了维持大明的宗藩体系，建立起属于大明宗藩体系的经济圈，保证大明的正统性。”
他说着，而李定国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朱慈燃则是感觉在听天书。
他瞧着朱由检不开口，又偷偷摸摸的拿起《基础物理》看了起来。
李定国见状，也重新拿起了《政治论》，而朱由检则是在为手中的奏疏而头疼。
他手中的奏疏是户部的，来自毕自严所写。
这份奏疏通篇都在哭穷，而哭穷的原因则是毕自严盯上了国帑的那几千万两金银。
当然，户部也确实穷。
去年秋税征收后，让人跌破眼镜的是，田赋并没有收到五千五百万石米麦，而是只收到了四千九百万石。
原因比较简单，那就是几省的大旱导致各地粮食绝收。
尽管入春以来下了雨，旱情在减退，但去年因为大旱而绝收的百姓依旧需要朝廷为其解决春种到秋收这几个月的收入和吃饭问题。
毕自严的奏表里，明确提出了最少有七百万百姓受灾需要撑到秋收，算上陕西、山西、湖广和广东的灾民，合计约一千三百万人受灾。
这占据大明十一分之一的人口受灾，对于大明的财政考验自然很大。
内阁和六部给出的方案，依旧延续了朱由检制定的“以工代赈”方案。
基于瀛洲南部水泥场的投建，瀛洲在保障自身建设下，每月可出口六十万石水泥，能修建二百里水泥路。
因此，工部给出的建议是，把把瀛洲这六十万盈余的水泥，按照一年七百二十万石的配额，分别直接调给湖广和南直隶，尤其是湖广的荆州、襄阳、郧阳三府。
目前湖广只有这三府是直接受灾的情况，用湖广、南直隶年产的一百五十万石水泥，加上瀛洲的七百二十万石来以工代赈可以解决当地百姓的就业问题，还能修建二千七百里府道，一举两得。
按照户部的估计，湖广和南直隶一共有一百多万直接受灾的百姓，以及三百多万粮食绝收的百姓，合计在四百七十万左右。
工部给出的标准是，每个地区一百二十天工期，工钱十二文，预计招工一百四十万人，赈灾公款二百八十万两，工期结束后每个工人收入一两四钱，可购买三石米。
这看似不错，但朱由检却起了疑心。
涉及水泥府道、南直隶、湖广，这事情由不得他不上心。
谁知道是不是毕自严联合地方士绅来以工代赈，用朝廷的金银来恩德百姓？
“让崔应元查一查南直隶，看看南直隶是不是有那么多受灾百姓。”
朱由检对王承恩交代了一句，随后才低头继续看起了毕自严的奏疏。
后续的奏疏里，广东四府受灾百万人，毕自严请调交趾一百五十万石水泥前往广东以工代赈，工期一百五十天，工钱十文，招工三十万人，赈灾公款六十万两。
至于陕西和山西，以及北直隶的宣府，三地合计受灾八百万人，山西为最，受灾四百余万人，宣府六十余万人，陕西三百四十余万人
这三地里，工钱定价均为十文，而三地募工分别是山西一百万，宣府二十万，陕西一百万，三地工期一百五十天，赈灾款项为四百万两银子。
不仅如此，工部请御马监则是从三月开始，将各地粮食运往山陕，平抑粮价，将粮价维稳在四百文的价格，直到九月。
九月北直隶的番薯成熟后，再调五百万石番薯前往山陕直接赈灾。
也就是说，朝廷眼下需要直接调七百四十万两现银。
另外想要平抑山陕粮价，让山陕受灾八百多万百姓吃口饱饭，这又最少需要两千四百万石米麦，另外后续还需要调五百万石番薯。
米麦是会损耗的，尤其是运往内地，哪怕走水运，顶多也就运到洛阳，剩下六百多里路，最少要损耗四分之一的粮食。
总的来说，便是七百四十万两银子，三千万石米麦，七百万石番薯。
这尽数折色下来差不多是二千四百万两银子，毕自严哭穷倒也不奇怪。
去年朝廷岁入四千九百万石米麦，二千九百多万两税银，然而今年仅仅六部支出便是一千八百万两，军饷支出一千三百万两，合计支出三千一百万两。
因此，在年初时，朝廷就已经向朱由检申请调拨了二百多万两的金融司铸币银。
不过即便如此，铸币的银子依旧还有二千一百多万两，黄金更是有一百五十四万两。
如果再加上铜，那三项折合为白银价格则是四千二百多万两银子。
这还是黄龙那一百七十多万两黄金，五百多万两白银和一百多箱珠宝运抵的数额，如果等海军都督府的金银船运抵，那国帑的铸币金银会达到六千七百多万两。
毕自严作为户部尚书，自然知道国帑藏着多少铸币金银，眼红自然不奇怪。
只是他眼红，朱由检却不能眼红。
铸币金银虽然多，但有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它们都是海外运回的金银，如果一下子投入市场，大明会瞬间遭遇通货膨胀。
说句实话，明朝的户部尚书在开源节流这块做的不错，但金融意识却很差。
宝钞这种利器，硬生生被皇帝和户部尚书玩废也是没谁了，把宝钞玩废了，结果朱由检得拿金银铸币来一点点挽回百姓信任，给他挖了一个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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