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廷推是由吏部会同九卿、科道共同推举，推举出的往往是一些威望素着的大臣，所以明代的士大夫十分看重廷推，认为只有经过廷推得到的职务才是合理合法的。
曾经由皇帝直接指派阁臣的特简方式在他们看来都是弊端，没有一点优点。
因此自从弘治八年的这个头开了以后，由皇帝中旨任命或由内阁推用都会导致很多的议论，往往受皇帝特简指派的官员都不去上任，很多人以不由吏部而经皇帝指派才得到职务感到耻辱。
长久下来以后，皇帝也就丧失了直接指派阁臣而被百官信任的权力，被直接指派的官员往往都会被同僚歧视排挤，皇帝直接失去了一张可以直接打的牌。
尽管这样的内阁制度避免了独裁之臣出现的几率，选任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公开，但皇权却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加上廷推的存在需要拉票，因此这样的制度逐渐演变成朋党的倾轧的摇篮
阁臣想握权，一方面得交结内监，另方面则又要倾轧同列的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如严嵩任首辅，威权极崇，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倒。
张居正任首辅，也因内结司礼监冯保方能遂意，结成朋党，方可行使权力，但在革弊振衰时，仍不免受言官攻击，被指责为揽权专断的权臣，甚至祸发身后，被夺爵抄家。
明代朋党倾轧激烈，实与内阁制度名实不符的矛盾看密切关系，让阁臣不得不成为一个善舞长袖的人游走各党派之间。
这样的制度很难选上有能力的人，像孙传庭、金铉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朱由检大力支持，估计一辈子都很难坐上阁臣之位，因此朱慈燃对内阁的改制就是职权分明。
自九月初一开始，内阁与六部被剥分，内阁大学士被永定为七人，分别是中极殿大学士洪承畴、文渊阁大学士金铉、武英殿大学士孙传庭、建极殿大学士李长庚、东阁大学士周延儒、文楼大学士温体仁、武楼大学士杨文岳。
六部尚书被重新任命为吏部尚书范景文、礼部尚书徐霞客、兵部尚书卢象升、户部尚书沈廷扬、刑部尚书陈奇瑜、工部尚书孙元化。
也就是说，六部和内阁剥离开来，另外传统的廷推制度也被改变。
七位阁臣虽然还是由官员们廷推选拔，但决定权在皇帝，并且官员们只能廷推阁臣，首辅则是由皇帝委任。
另外，内阁分为五年考核一次，能者上，弱者下。
在职级上，内阁节制六部，同时总揽国家政务。
内阁有权任命六部尚书以下，都察院以外的大部分官员，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对内、对外的一切重大方针与政策。
同时，内阁向皇帝负责，定期向皇帝报告工作，接受六部、都察院和皇帝的监督。
如果都察院检举内阁，并且皇帝通过，那内阁停权留职，必须接受三司检查。
总体来说，朱慈燃的新制度下，内阁做的事情还是差不多，但他们不再兼任六部尚书，这就让皇帝原本需要对付六部尚书加阁臣的局面，变成了阁臣、六部尚书。
三角关系在政治上是十分稳定的，而朱慈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就是因为他想让宦官势力退出舞台，重新恢复到明初的政治格局。
同样是三角关系，皇帝、六部、内阁的关系，可比皇帝、文官、宦官要好太多了。
可见，朱慈燃对于太监干政是很不喜欢的，毕竟他走过民间，听说过万历年间太监干政导致的混乱局面。
不过，这样的改变，就让内阁的局面更为尴尬了。
在新的制度下，内阁虽然可以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
但要是皇帝个个都是朱元璋、朱棣、朱由检、朱慈燃这样的工作狂，那内阁就基本没有用处。
只要皇帝勤政一点，内阁的权力就会缩小一点，皇帝越勤政，内阁权力就越小。
这虽然加强了内阁的合法性，但也极大限制了明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内阁。
内阁对六部可以强硬，但对皇帝却不行，这就是朱慈燃想要的内阁，而他也借助朱由检尚在的余威，完成了他所想要的新内阁制度。
在新制度下，内阁主要就是帮助皇帝处理奏疏，这可以减轻朱慈燃的工作量，不像以前，内阁阁臣还得忙六部的事情。
不过，这样的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一旦皇帝懒政，内阁首辅就能一直把朝政，所以对皇帝也有一定的约束力。
对于内阁来说，这算是一则好消息，而对于洪承畴来说，他最高兴的消息就是在新内阁制度下，他终于坐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内阁首辅之位。
没激动，也没有惶恐，洪承畴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权力。
今日是新内阁的第一次廷议，他扫视了一眼六位阁臣，目光着重放在了孙传庭和金铉身上。
他很清楚，金铉代表了东宫，孙传庭代表了北方将领。
金铉主要是监察内阁，孙传庭主要是制衡自己。
不过，就他们想要对付自己，洪承畴有些想要发笑。
他不怕金铉和孙传庭这样的直臣，比起他们，洪承畴更担心周延儒和温体仁这样躲在暗处，暗藏祸心的人。
不过，他们背后的江南势力已经被齐王暂时瓦解了，自己也没有必要怕他们。
现在整个大明，自己需要担心的，只有那位还有五十几天便即将就藩的齐王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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